四是规定了对不立案的救济。

诚然，议会监察专员绝不能取代法院或司法机关，但它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补充。针对上述投诉，议会监察专员诺雷尔·索德洛姆女士要求国家卫生福利部、国家海运管理局就此发表意见。

议会监察专员可以训诫和批评过失官员、可以向议会或内阁陈述要求修改法律。经过多方协商，共有七名有犯罪记录的少年被列为首批实施海洋工程的对象。追根究底，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不仅促进了行政和司法的合宪合法，其更加根本的价值在于维护了公众对公权的信心（二）实践中的宪法解释之否认及反思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把视野从经典的法学方法上的操作拉回到形而下的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层面，看看宪法解释究竟如何被法院拒之门外，以及这种宪法解释之否认的现状又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根据立法法第90、91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行政法规及其他相关法规范与宪法相抵触、且予以撤销的决议——即可以针对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12]进行合宪性审查。

另外，郑磊副教授在把合宪性解释区分为专门机关所进行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一般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前提下，仍认为合宪性法律解释仅仅对法律进行了解释，而不属于对宪法的解释，前引4，郑磊文。2. 审判机关内部若干位阶不明的文件所造成的制约 通行于法院内部的若干指导意见阻塞了宪法规范进入案件审理过程的通道。但是，这一结论本身，政治宪法论者可能未必能够接受。

如果在要求立法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那么，质问宪法是不是法，便不足为怪了。【摘要】英国政治宪法论的首倡者格里菲斯在其《政治宪法》一文中，分别从政治的和哲学的角度，批驳了当时盛行的权利法学，主张在日常的政治过程中化解冲突和解决纠纷，并提出了关于英国宪法特性的著名论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26]英国的法官和学者一般认为，在判断普通法律和公约权利是否相一致的过程中，英国法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普通法系国家的宪法法院，根据《人权法》所建立的另类宪法审查，与其他国家的宪法审查制度并无实质不同。[82]参见陈端洪等：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对话实录，载胡建森主编：《公法研究》（第十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按照戴雪的经典解释，议会在英国宪法下，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79]这个概念建立在日常宪法和非常宪法的区分基础之上。

但给评论者可能造成困扰的是，陈教授的主要理论资源却又是法国的西耶斯和德国的施密特。[66]后来，我国学者高全喜教授加人讨论。那它的意思是，需要施加法律限制，但限制不是由法院来实施，而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运作吗？也不完全是。《人权法》产生的这些影响及其保护人权的功能，都证明《人权法》具有实质的宪法地位。

二、英国政治宪法论的规范性 从本文开篇所引用的那段话来看，格里菲斯只是在描述英国宪法，他似乎要把宪法说成政治斗争。其次，如果它们想改变法律，不论此举是否增加其现有的法律权力，它们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人权法》也因此对政府三个分支之间的权力分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在两种模型之间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为了完整地理解政治宪法论的内涵，我们还必须将法律宪法论纳入考察视野。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分歧是永恒的，共识是短暂的，不断改变的环境迫使理性人不断地改变立场和想法。[20]参见K. D. Ewing等文，（2013）12 German Law Journal 2103，pp. 2103～2295。

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更可靠或更有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可以被免去，可以被问责，其治下的政府是开放的，且不会免于批评。[68] 然而，要准确概括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核心观点，其实并不容易。

总之，对格里菲斯而言，治疗方案必须是政治的。格里菲斯认为，从根子上说法律没有也不能取代政治。[68]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如果宣布一部法律生效，但是没有机构或程序来处理对该法的违反，该法律就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75]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但这种对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的批判，并非是要抛弃合法性原则。

[3]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现代法律评论》上。法律宪法的典型特点在于体系化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用宪法文本来表现，掌权者和普通公民都很容易识别。

前者面临的是如何调整新形势下法治与议会主权的关系问题，政治宪法论和法律宪法论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主张，尽管其主张在政治哲学层面有着根本分歧，但都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思考，并影响政治实践。[73]杨陈：论宪法的规范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9～94页。

也因此，政治宪法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即便在激烈变革的时代，宪法也可以通过常规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行动来应变。他说：共和宪法结构的中心是问责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须向该权力所施加的对象（及其代理人）负责。

[54]通过引进共和的理念，艾伦无非是要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制度的整合和个体的融合，而不是要在所谓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扎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篱笆。参见前注[1]，J. A. G. Griffith文。所以，对格里菲斯而言，英国宪法完全是偶然的、充满变化的，日常运作中，一切皆为宪法，正可谓有什么发生，宪法就是什么。20世纪初期的代表人物是拉斯基、詹宁斯和罗布森（Robson）。

[45]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9页 [46]前注[1]，J. A. G. Griffith文，第15页。因为照法律宪法论者看来，对政治过程不施加任何法律限制，没有权利法案来约束日常政治，不啻没有宪法。

[67]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2～80页。[69]前注[60]，陈端洪文，第485～511页。

所以，政治宪法论对法律宪法论的批判，并不以彻底取消对方为前提，也不是因为法律宪法事实上无法实施—《人权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宪法和政治宪法相互妥协与合作的产物。[74] 我国的政治宪法论目前并未发展出成型的方法论。

同样在《政治宪法》中，格里菲斯论及：宪法的实质在于，联合王国政府为有效治理本王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其所知，受到两方面的限制。这样，制宪就必须看成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政治活动。议会和内阁中的政治活动虽然受到一定议事程序和规则的限制，但其偶然性和随意性更强，自然不可能具有法庭司法活动中的可预见性。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寻求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无论是成文宪法、权利法案还是其他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53]既然这套价值是政治社会或人之为人所必需的，那么，政治就必须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7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7页。

我国的政治宪法论，如果说成立的话，其学术功能在于拓展宪法学者的视野，告诫人们不要一味地将宪法实施的希望寄托于司法（或宪法审查）。这一点维持了传统的议会主权，也使英国的宪法审查与美国式的强型宪法审查区分开来。

[83]也不是自负地以为，只有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才值得研究，更不是拿英国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借此指出，对我国宪法问题另辟蹊径的解释，尚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工作要做。宪法之所以成为宪法，其本质就在于它的规范性，否定了这一点，无异于从根子上抛弃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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