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参见前注[5]，强世功文。

同时，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有的表现为当事人哄闹法庭、要求全体法官回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有的表现为虽然到庭却拒绝陈述，或者对行政机关出庭人员的身份不断提出质疑，有的法官在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或者认定构成重复起诉而驳回诉讼请求时标准不一，争议较大。

在实际效果上，对当事人特别负有主要举证责任的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方式作出合乎实际执法需要的规定，强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须同时具备方可能成为应排除的证据。（三）细化了举证责任转换规则与鉴定评估规则（第47条第1、2款） 《行诉解释》规定了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仅用于居住（如学区房），通常不给予租赁人原告主体资格，但对于房改前的直管公房、自管公房租赁人，在法律地位上往往视为准被征收人，宜给予其原告资格。（六）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43条） 《行诉解释》将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界定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三是《行诉解释》将法院对行政非诉案件的审查期限设定为一般情形7日、认为存在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权益的情形为30日（第160条），与《行政强制法》第57、58条的规定保持一致，而原司法解释只统一规定为30日，这种改变有助于区别化对待，提高司法效率。

即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在推进征收拆迁活动中，行政机关所进行的各种内部沟通、会签意见、方案报批等行为，因其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具有救济可得性，不宜纳入受案范围。为此，还要在合宪性审查的启动、审议、决定等各个阶段的程序、标准、方式等问题建立法律制度。

立法中的各个重要环节都有法律委员会的直接深度参与。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基础，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直接的组织动力。对于法律之下的立法文件，应当分步骤开展合法性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并视情形对该立法文件所依据的法律启动合宪性审查。

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概不能抵触宪法。民族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实践也对宪法提出了一些解释的需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宪法实施的关键细节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作为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尚未作出名称为宪法解释的解释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具体承担这方面工作的专门机构和专门制度。这并非因为该机构不重要。

宪法修改也是宪法实施的一种形态。当组织和制度设计不足以支撑政策目标时，及时满足组织和制度的需要就是客观的必然。我国宪法对宪法修改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修宪议案的提出主体、修宪草案表决通过的标准上，对修宪草案的审议问题并未规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中，宪法解释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法律委员会发挥着特殊重要的功能。

这些做法有待进一步法律化、程序化，进一步提升制度实践的法理逻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扩大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民众参与度。实践中，各社会主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大量审查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起至2017年12月底共计1527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1206件。法律委员会的政治素养、专业视野和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质量，影响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可以考虑制定宪法解释和监督法，或者修改现行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纳入合宪性审查的各项基本制度。这决定了法律委员会只能审查法律之下的立法文件是否合宪合法，却不能审查法律自身是否合宪。为此，有必要为合宪性审查建议提供更完备、更高位阶的接收、审议、处理、反馈、公开机制，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主导性角色。

组织对其存续的持续需求会提出相应的制度要求，从而促进制度的成长。进一步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权，加强自身建设。

法律委员会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后，在全国人大立法时，要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法律委员会审查后认为抵触法律的，也可以提出要求它们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33至52条。这一原理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基于我国的宪法体制，法律如果违反宪法将会给宪法实施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除法律制定外，法律委员会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功能。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对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75年宪法取消了该条规定，1978年宪法有所恢复，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

这一原理反之亦然——如有必要，必增实体。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已有较为充分的实践，不足则在于，法律尚未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

此外，对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出的法律解释草案，法律委员会要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事实上，1954年宪法设立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属于临时性机构，只是在开会期间活动，而按照1982年修改后全国人大组织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常设机构。

上述规定表明，法规和司法解释是否合宪合法，法律委员会有权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法律通过之后，也应当在立法后评估中引入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和标准。

宪法实施最重要的形态是依宪立法。在组织建设上，奥卡姆剃刀原理对于我们理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具有启发意义。为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更好实现充分履职、全面履职、依法履职，应当及时建章立制，健全其运行的制度和程序，推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1982年宪法中并未作为专门委员会出现。在肯定其重要作用的同时，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看，由于组织和机制方面的限制，在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宪法监督方面，法律委员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

如果制定机关对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上述立法文件不予修改，法律委员会要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专门委员会的两大特点是常设性和专业性。

实践中，全国人大各代表团审议修宪草案，大会主席团就修宪草案的意见建议向大会报告。这反映出民众对宪法监督的热情和对宪法监督机关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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