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亨为阴阳和合通达，即嘉会。

而外界因素不是是否互换或转化的必然因素。自由属性则体现出兼爱非攻的自由价值。

所以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张载则把自由辩证法的求同存异精神融入新儒家否定辩证法中，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否定的形式肯定自由，是负的方法。也就不在乎处境的现实与梦幻。将心比心，一切从自己出发，以己论人。

其实是将源于老子的否定辩证法做了墨化改造，变成了同异交得的自由辩证法。矛盾双方或可以互换，比如位置。但这种威权主义也必定被现代化的第二步所否定。

大致而论，作为儒学的一种现代化形态，明清之际的儒学在形而上学层级上还没有多少特别深刻的建树，但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层面上却是极有创获的，诸如黄宗羲和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28]、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29]。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有所讨论。[39] 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等问题，这就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原载《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学史 儒学现代化 。2、明清之际的儒学现代化明清之际的现代性儒学，其社会生活渊源乃是晚明社会的市民生活方式。

然而奇怪的是，不论是赞同儒学的人、还是反对儒学的人，都往往将儒学与某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捆绑在一起，尤其是与封建、专制捆绑在一起，与农业社会、皇权帝国、家族主义等等捆绑在一起。[24] 叶適：《习学记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这正是现代性的最基本特征：个体性。[12]现以王阳明所开创的王学为例。

[⑥] 于是，中国社会形态可以分为五大历史时代，每个时代有其特定的儒学思想理论形态： 这里的原创时代、再创时代是我提出的概念，对应于雅斯贝斯的概念轴心时期（Axial Period）[⑦]，但涵义截然不同。因此，这里有必要谈一谈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我称之为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文化现象。所谓阳明后学，就其思想理论的时代性质而论，其实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倾向于现代性的。

[41] 当然，除个别卖身求荣者以外，这些儒者都是真诚的，他们的思想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往往都是威权主义，这是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二、关于重写儒学史问题第一种意义的重写儒学史，是说的重写儒学的过去的历史。

这就意味着：尽管历史学意义上的近代儒学、现代儒学、当代儒学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然而时代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儒学却还在生成之中。之所以要重写儒学史，不仅是因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被重写的，更因为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存在着种种问题，而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将儒学的历史写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生活、无关历史时代、漠视社会痛痒的某种纯粹独立的理论逻辑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心学本身在整体上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儒学形态。该书的最大意义，在于解构了古代帝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尤其是人性论，重构了儒家人性论和形而上学。[12] 此外，还有一种具有某种历史哲学视野的儒学史叙述，那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儒学史研究，本文不论其次，孔子办学，有教无类，士君子群体是开放的，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学，只要好学，都可成为士君子，也就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社会不同层面、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也提供普遍的国民教育，养成所有人之共同体意识。这一教化体系还经常创造出自治制度，比如，祠堂是祖先崇拜场所，以祠堂为公共生活中心，民众得以组织起来，展开自我治理。

针对当时正在形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权力统治模式，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个人和社会之自我治理。唐宋以后，官员遴选程序是科举，但士人政府形态未变。

它与民间办学分工、合作，构成儒家之教化体系。此理念源于西方，以教会与世俗性政府之分立为背景，在这里，存在两个管治主体、两套管治教义、两套权威运作机制，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当然是分立而对抗的。

汉武帝、董仲舒更化改制，其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各级政府立学校之官，以孔子删述、儒家传承之五经养成士君子。士人政府也不是依据财富多寡分配权力，而大体上依据知识、德行和能力分配权力。

接受儒家教育的大多数士人无从进入政府，乃留在基层社会，以自己的知识及通过学文所养成之德行，在基层社会发挥治理作用，是为绅士。其实，中国三代之君子就是世袭的贵族，但孔子对君子生成机制予以创造性转换，此后，所有人都有成为君子之机会，而这些平民士君子在社会各个层面、领域发挥之组织领导作用，丝毫不亚于世袭贵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组成的政府，是人类有史以来知识水平最高的政府，经史之学给士大夫提供了丰富的为政智慧。此为中国社会向来政治平等之文化、社会基础。

最后，进入政府，改造和提升权力运作。于是，在中国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合作关系。

士君子为治理主体任何形式的治理，不论是社会自治，还是国家管理，都需要合格的主体。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以自治为基础，就是因为文教不断养成士君子，而君子喻于义。

③秋风：《论政教：另一种政治、政府》，《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数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宗教生态最为丰富的国家，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在中国一直都是事实。

纵观人类文明，孔子发明的、不依靠神灵信仰的学文之教化机制，是最为平实、因而也是普遍的，并最为宽容。此后，官员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其主导政府，形成士人政府②。孔子树立自由教育典范，此后历代儒者都以兴学、也即兴办教育为己任。士人政府也有复杂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安排，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在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处不赘。

中国教化之道与众不同：从尧舜禹时代，即以敬天为本，而以礼乐之文教化万民。【关键词】   儒家义理  治理主体  绅士组织  士人政府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孔子之学、尤其是《论语》，就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君子正是重建和维护秩序之文化与社会主体。三家村学究办学，教养农工商庶民子弟识字、明理。

相对于未受教育者，他们知书达理，心智开明，具有生命向上的自觉，能以伦理规范要求自己，从而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儒家文教则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治理之德能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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