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参见杜豫苏：《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自诞生之日起，认知科学就带有跨学科纵向整合人类知识的宏伟格局。在法律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人们难以想象所有法律的执行都依赖于正式执法机制，完全依赖自利动机和正式制度化力量实施法律将为社会施加不可想象的巨大经济负担。

科学家可以通过大脑皮层活动的差异来区分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甚至读脑在技术上已经初步实现，这就为言词证据的评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这种普遍的公平感在法律上是重要的，法律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先天公平感。出于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局面，法学家渴望自己的工作受到知识界同行的认可，捍卫自身学术尊严。文学家通过诗歌或小说传达意义，文学评论者尝试着发掘其中的意义。法律中的事实判断问题天然就是科学的领地，在证据评估这类问题上认知科学家是最权威的专家证人。

第二个传统则是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阐释学。这三种法律主体决策模型设想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是外生文化情境与内生先天倾向之争：人们遵守法律究竟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是出于固有的生理心理结构？其次是结果论式的自利动机与道义论式的道德（公平）动机之争：人们遵守法律是否纯粹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值得被遵守？认知科学为这两个根本问题提供了解答，同时也给出一个整体融贯的法律主体决策模型。囿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不发达，知识大汇聚的理想并未在当时得到深远的实践。

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证明公平分配能诱发被试正面的快乐反应, 且公平感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一种情绪性反应。这种温和的交叉研究方式接纳必要性主张，但否定充分性主张，更拒绝科学帝国主义。在差不多同时期的古代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家同样认为生物学同伦理学、政治学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认知科学的崛起似乎让人们又看到了理想实现的希望。

精确地说，认知科学本身就是由上述这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认知科学知识体系。法学和科学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大到可以让法学家们自信地宣称科学对法律无话可说。

这就要求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获得某种普遍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成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家庭的一员。一系列的实验经济学行为实验表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还有很强的公平偏好，在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追求分配结果的公平性，有时甚至会为了公平的结果而导致自己受损。因此，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学又被称作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 ，同神学教义学一样，法学的典型研究方法是以对立法者所颁行的法典当做神圣与权威的文本来解释，进行体系性注释与阐发。而在第二波浪潮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纵向整合的方式进入法律领域，将科学解释直接用于法律领域实质问题的解答，这不妨称作合纵。

在传统观点中，文化（cultural）与自然（natural）似乎是截然不同的领域， 人们还假设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更多地来自后天的文化影响，而非先天的生物学特征。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X是Y的描述性陈述如何能导出X应当Y的规范性主张。在法学领域，是与应当的两分法为奥地利法理学家凯尔森所继承，他的纯粹法理学之所以可称为纯粹，就在于他严格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的教条，彻底区分了应然问题（应当）和实然问题（是），并以此为理论前提，发展出一套以基本规范为前提的规范法学。然而，即使像法律这样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秘文化存在，其背后必然有一定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匹配与支持。

据此，传统法学针对法律的科学化研究提出两点批评，并以此来自我辩护。就这样，狭义的‘科学就运用它的方法和技术开始了它对其他学科的暴政。

二、法律与科学交叉研究的两波浪潮 太阳底下并没有多少新鲜事，人文与科学也并非从来就泾渭分明。在立法领域，认知科学探讨法律影响法律主体行为与决策的方式，评估制度变迁的实际效果。

在价值问题上，认知科学可以看做法学无声的序言，任何关于法律价值本身的争议都预设人的基本形象，都潜藏着对人类普遍决策模型的设想。认知科学对人类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在使原处黑箱中的大脑过程变得越来越清晰，从而对司法判决与立法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第二波浪潮中，景象却全然不同。出于这个理由，法学家们拒绝从外部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他们会主张法律实践本身是一项解释性或者论辩性的事业，只有带着参与者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事业。因此，法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讲，也应当是一种内在观点之法学。仅仅在规范层面上与理想状态下的学理探讨不能解决不的下多种解释的取舍问题，例如，当文义解释、客观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主观目的解释都指向不同的规范性主张时，法学家如何确定哪一种解释是最佳的解释？尤其是，当这里的最佳指的是现实中可行或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理关系时，法学家必须再一次求助于社会科学甚至认知科学，去了解现实中的法律是如何运作。

法学跟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神学家不能取代神的位置，神制定律法，神学家解释律法的意义，而法学家却不但要解释法律，还参与立法的过程。规范理论模式主张主体内化的道德判断主导决策，人们对法律的回应体现他们内化的道德规则与社会规范。

人类的常规生存方式是组成家庭抚养后代，在相当长的期间内由父母一起为子女提供生存资源。而在螳螂那里，为了对抗食物匮乏，雌性必须食用雄性螳螂，才能顺利繁衍下一代。

再高远的意义与价值，离开了切实有效的实现手段与方式，都是纸上谈兵。而一部分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家则开始怀疑知识汇聚这一宏大图景的可能性，他们反对宏大叙事，甚至开始怀疑人类基本价值的客观性与社会进步的可能。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生物机能的目的论考察，主张伦理学不过是生物学的延续。根据这种看法，裁判的过程就是法官对外在刺激的回应，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说的那样是严格依据法律规则做出的判断。法律是一种典型的韦伯式的文化与观念意义上的社会实在，法律对人们的影响也应当是一种文化影响。在不同社会与文化设定中，社会规范的内容可能会有细节不同，但这种文化差异以一致的内生道德与法律直觉为前提。

在两千年后，启蒙运动孕育了自然科学上具有突破性的伟大成就，涌现出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莱布尼兹和牛顿等杰出的科学家。先秦的中国居民认为宇宙的运行规律与社会的变迁相呼应，天是社会命运及赋予个人以吉凶祸福的主宰，自然与社会、个人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生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然事实，可以并且应当为科学所研究。这就意味着法官在法律推理中可能偏离理性、客观、中立、开放等法律推理中至关重要的认知规范，直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偏好、喜好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有鉴于此，学者有必要重新反思法学与科学（主要是认知科学）的关系，并探讨广义的认知科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法学问题的研讨与解答。认知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直接介入法律领域根本性问题的研讨。

在另一边，认知心理学上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的长足发展也开始让法学家质疑传统的功利主义式效用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的有效性。而在伦理学领域，神经元和脑科学为伦理学家揭示人类道德决策的过程，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和反省康德、休谟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揭示道德选择与情感、理智的关系。甚至在人文领域最保守的哲学，学者也开始起身离开在其上沉思了几千年的太师椅（armchair philosophy），转而投身实验室，用大众心理学验证经典议题。法律推理中的许多传统理论问题获得了实证检验的可能，为传统的法律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解答。

传统法理学出于意义无涉与价值无涉的自我辩护忽略了这一点，进而忽视了认知科学在法学领域潜在的智识贡献。法律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突破了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法律社会科学研究所体现的间接模仿式交叉学科模式。

法律一旦转化为制度实践，就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认知行为科学基础之上，法学必须保证人类的心理与生理特征能够支持和匹配法律规范的内容。在大陆法系，上述两大智力传统对于法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拉伦茨便受到哲学解释学较大的影响。

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框架，将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心灵哲学、进化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神经元伦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由下至上，横跨学科门类整合在一起。只有在确切理解人类的内生道德直觉与行为趋向的基础上，法学家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法律规范影响法律主体的方式，并更好地运用法律来规制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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